孙子兵法与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之研讨

时间:2022-05-11 14:15:03 心得体会 浏览次数:

  《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素来享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之美誉,其核心是力求以智谋取胜,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社会功能早已突破了兵法的限制,被当今世界诸多领域广泛应用,备受青睐。在全国公安系统大力开展基层基础工作的今天,《孙子兵法》可供借鉴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它对于我们在基层基础建设中,运用兵法阐释的各条战略战术,借以摆脱低水平循环,充分发挥基层基础优势,为维护和保障我国政治与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一、不战而屈人之兵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这段几千年来脍炙人口的军事名言,其核心就是进攻战略的非攻原则,强调不通过武力交锋而达到战略目的,是战略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完善的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突出了孙子的“全胜”主题思想,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的意志,“战胜”只能理解为一种最后的手段、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虽然有效,但不是最佳。孙子的“全胜”思想包含两层内容:一是通过不战的方式达到目的,这是孙子追求的理想目标。二是不战不能达到目的时,要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求得目的实现。达到一个目标的可能途径有许多,损失最小的那一条总应该是第一选择。“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创造性地运用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为基础,结合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运用高超的谋略艺术,创造了许多令人叹服的范例。仅在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就先后争取了东北地区的郑洞国、曾泽生,中南地区的程潜、陈明仁,西南地区的卢汉、刘文辉,西北地区的陶峙岳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并且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北平、长春等30余城,迫敌起义、投城,改编了177万国民党军队。

                    公安工作是依据国家的法律维护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一项专门工作。基层则是公安机关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群众的最基本的战斗实体,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驾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道防线,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夯实基础工作,加大“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力度,以期付出最低的成本“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达到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政治治安稳定的目的。由此可见,打牢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与孙子的“全胜”思想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在军事纷争中,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失败;不了解敌人而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性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就只有每战必败的份了。结合我们公安工作的基层基础建设管理,所谓“己”,主要是基层基础在建设过程中所属的各种因素,以及基层应对辖区治安管理的能力,它涵盖了基层基础管理的每一环节;所谓“彼”,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就是基层基础所属的外在条件,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彼”亦特指基层基础工作中打击与监控、服务和保护的对象。

                    今天,公安工作正面临历史性转轨,基层基础要在变幻莫测、日趋激烈的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大局中占有主导地位,充分掌握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动权,就不能仅凭过去的主观经验和直觉判断行事,而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知己知彼,将社会治安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和处置在始发阶段,坚持“露头就打,不留后患”,从源头上预防犯罪的有效途径。

                    必须明确,当前公安基层基础面临的许多工作规律都是与战争规律相通的。在此,笔者不妨将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之规律称之为“警战”,同“兵战”相比,“兵战”的运行是战场,而“警战”的运行则在社会。最本质的区别是:“兵战”中,两军对垒以击垮乃至击毙对方为胜;而“警战”中,公安基层基础则以能否拉得出、打得赢,能否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来决定胜负。虽然两者性质不同,进行的场地不同,但其求胜的要求与途径也有极多类似之处,都是为了决定胜负这一目标。因此,作为公安工作管理者而言,在抓好基层基础工作过程中,应深入领会与运用兵战的克敌制胜艺术,对“警战”而言有许多可资借鉴与得益之处。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做到知已知彼,不仅要熟悉掌握基层基础的现状,同时还必须注重分析客观条件,尊重客观规律。当前,尤其是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深入研究国家颁布的新的法律法规。既要看到它为公安工作发展提供了哪些新的机遇,又要看到它对公安工作的制约。特别是在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更要熟悉有关的国际法规、国际金融,诸如保护知识产权、反倾销、环保的规定等等;既要看到新的法律对公安行政执法提出的更高要求,又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利用新的法律武器来打击犯罪,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既要从本基层基础的实际出发,结合所在地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向,研究“进退”、“可为不可为”,又要掌握公安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发展大方向。二是要深入研究民众对公安工作的期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迅猛进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和民众对公安工作的期望不断攀升,作为最直接、最广泛同民众相接触的公安基层基础,其最终能否赢得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完全取决于基层基础工作能否真正贯例实施“警为民所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因此,让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为广大民众所欢迎、所接受,乃是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要研究当前犯罪问题的发展趋势。必须分清哪些是当前不稳定因素,哪些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犯罪问题,要善于针对不断出现的犯罪新动向,及时制定相应的策略,“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取得竞争的主动权。


                    三、致人而不致于人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孙子争胜原理的纲领,它强调,在对抗过程中,掌握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在对抗领域中,只有拥有主动权,意志才能得到贯彻,它是制胜的关键。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过:“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主动权的取得不单单来源于实力,也取决于对抗过程中的操作艺术,如孙子的“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等,都是取得主动权的相对具体的谋略智慧。

                    同理,在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中,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打击和保护工作的现实要求,那么,一旦犯罪势力先你一步“先处战地”,我们就有可能“致于人”而不是“致人”了。要避免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现实和将来打击犯罪和保护民众应尽的职责和目标,把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放到“先处战地”的潜在需求上,要坚持夯实基础,坚持稳定压倒一切;要从民众的每一个需求出发,预防和决策更细致、更超前;要把民众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基层基础发展的动力,把潜在的犯罪势力当成现实打击的对象。应当明确的是,基层基础工作必须要以现实斗争为依托,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反应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把人民群众对治安稳定潜在的希望、愿望、欲望,作为向基层基础工作提出的课题,加以仔细琢磨,认真分析,提出新的工作思路,而这正是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灵感和源泉。基层基础工作一旦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就是厚积薄发,最终“致人”,而不是“致于人”。


                    四、因利而制权

                    《孙子》认为,争取战争的主动,离不开有利的态势;而争取有利的态势,又离不开谋形造势。其《军形》篇指出:“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所谓“谋形”,就是有意识地指导军事力量的迅速积蓄。而其《兵势》篇又指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所谓的“造势”,则是指有意识地指导军事力量实施迅速而强劲地“释放”。

                    按照《孙子》关于“谋形造势”、“未战先胜”的思想,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必须结合自身建设、发展的特点,注重“谋形”、“造势”。须知,流水、圆石本身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一旦它们从高山上飞流直下或**而下之时,就一定“势”不可挡,这亦是“形势”所造成就的“不战而胜”。

                    “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其实就是一个“谋形”与“造势”的过程,它必须是在现有力量基础上巩固和发展,而不是脱离基层基础现有优势另起灶炉;必须是在原有技术上的延伸,而不是动辄延伸到职责范围之外盲目扩展。必须看到,由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地方的公安基层基础工作还很薄弱,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要注重发挥“水滴石穿”的精神,坚持扬长避短,采取种种有效措施比如异地联动、协同作战、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要集中有限的“人、财、物”,充分结合各地治安实际,选准工作中的突破点,集中优势警力,从而,最终形成“四两拨千斤”泰山压顶之势,从气势上压倒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给人民群众以极大的安全感,亦同样能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功效,从而牢牢把握住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主动权。

                    五、匡时事来贵知人

                    刘邦一统天下之后曾对朝臣们道出他成功的原因:“夫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这,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还不忘嘲笑项羽,“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如此看来,睿智的领导者并非本身十项全能,而是确知如何整合众人的智能以为已用。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任势。”善于指挥的将帅,其主导思想应放在依*、运用、把握和创造有利于自己取胜的形势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吏,因此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发展变化出发,选择适于担当重任的人才,从而使自己取得决定全局胜利的主动权。

                    基层基础工作既包括公安业务工作的基础,也包括公安队伍建设的基础,既包括基础设施配置的“硬件”,也包括民警思想政治教育的“软件”。“匡时事来贵知人”,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孙子云:“齐勇若一,政之道也。”(《九地》)他认为对待士卒要象对待爱子和婴儿那样,关怀备至,才能使士卒“信而不疑”,“亲而不离”,做到“上下同欲”。士卒就可以与之赴深渊、同生死、共患难。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在基层基础管理中,就是要求我们的各级公安领导要坚持同广大的公安民警打成一片,做到“上下同欲”。孙子又云:“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势》)。他认为作战的胜负,实力是基础,但要使实力得到充分发挥,必须通过合理的部署,造成对敌具有致命威慑力的险峻的态势。运用到公安基层基础管理中来,就是在行政决策时,必须着眼于求势,决定时注重造势,实施时注重任势,充分发挥“势”的功能和力量,造成和利用有利的态势,使实力得到充分发挥,而不能一味只确定目标和任务,苛求部下去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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