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规律性问题探讨

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最实质、最核心的内容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过程，农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两大实践难题是，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和发展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资本农业和外向型经济。
    【关键词】现代农业；小农制；资本农业；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国家保护农业政策
    一般认为，世界范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全面启动的。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大半个世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农业在既有现代化成就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农业产业体系已成为高新技术的生长点、资本和知识的汇聚点、城乡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提高的贡献点。总的看，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p934）。迄今为止，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和2.5亿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38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括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这种小农村社制度天然地是一种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是一种非市场的东西，难以摆脱其分散经营小块土地、使用粗笨工具、利用落后技术、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弱而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低、商品率低、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收益低等等特征，它势必排斥资本、技术、知识、人才、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向农业生产领域的转移，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当前摆在我国的两大实践难题是，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本文重点探讨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历史演进过程。
    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低投入——低产出”的维生型小农经济，这既是一种古老的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广泛的国际现象。马克思指出：“这种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即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2]（p916）。所以，“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2]（p910）。但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机器大生产逐渐占领了城市各个工业部门，资本也开始向农业生产领域渗透和扩张，打破了“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3]（p187），从而“使农业合理化第一次有可能按社会化方式经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p697）。恩格斯晚年在谈到欧洲农业发展时曾指出：“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惟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4]（p305）。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5]（p485）。总之，“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革命”[6]（p149）。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作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作为发达生产要素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7]（p173）。随着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方式的发展，“使目前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2](p584)，纯粹农业劳动者的人数越来越少，大批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工业人口，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最终形成了现代大农业替代传统小农业的一场农业生产力革命。比如从1900年到2005年的百余年间，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劳动力已由1200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所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由35%下降到0.7%。欧洲主要国家纯粹务农人口的比重大约在2%左右，其中英国农民仅剩下45万人，法国为70万人，前联邦德国为60万人，意大利为74万人，荷兰为12万人，奥地利为11万人，瑞典为7.5万人，丹麦为6.8万人。目前，美国农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仅为1％，加拿大为3％，瑞典为3％，丹麦为5％，前联邦德国为2％，法国为4％，荷兰为4％，奥地利为4％，英国为1.6％，意大利为5％。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农户总数从1963年的由575万个减少到2000年的312万个，农业从业者的比重也由76.6%下降到2.2%，农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仅为3％。从1913年到1987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倍，西欧和日本等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倍以上，而同期的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提高了2.25倍，足见这两大农业生产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8]。
就世界范围而言，全球总人口由1946年的接近23亿人增加到1985年的48亿人，人口净增加了1.1倍，而同期的世界粮食总产量却由5.33亿吨猛增至18.41亿吨，增长了2.45倍，平均每年递增3.2％，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人口的增长速度，因而世界人均占有粮食由234公斤/人增加到380公斤/人，净增加了146公斤/人。根据中外农业科技史专家的研究结论，人类在渔猎、采集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只能养活2人；进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50人；进入连续种植的农业文明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1000人；而在资本技术集约型经营的现代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供养的人口猛增至5000人[9]（p3）。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荷兰人选择将有限的土地资源用于发展高附加值的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以温室技术工程为代表的现代设施农业，园艺作物基本摆脱了自然条件的约束，使1公顷温室的生产水平超过100公顷大田作物种植的产出规模，目前荷兰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供养112人。这样的生产增长速度在世界农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科学在农业的运用，将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10]（p662），“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11]（p303），“将把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12]（p240），“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13]（p57）。总之，世界农业现代化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其实质和核心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历史演进过程。
    二、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考察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时发现，在工业化革命早期，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工业部门，势必会伴随着小块土地所有者被剥夺、小农户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大批农民走向贫困破产状态的血泪史；但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在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范围内形成，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样就造成了资本对农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报酬。那时资本就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于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积累起来的城市资本又部分地回到了农村”[14]（p261）。这意味着资本的自由竞争和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与同等水平的社会平均利润等条件在农业的资本化、企业化经营之时都已经完全成熟，资本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下，促使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接近起来，使农业工人工资和工业工人工资接近起来，最终将使工商业同农业相互配合、携手并进，并形成一种城市工业反哺农业的良性循环局面。因此，马克思在阐述地租理论时指出：“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竟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2]（p693）。这样，“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相互抵消。但它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永远也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2]（p181）。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型和利润率平均化的一般规律，是建立在“假定“在农业中正像在加工工业中那样，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在减少，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而从长期发展趋势看“资本会普遍实现一个一般利润”，即“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利润率具有平均化的倾向”。 然而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一般低于工业的资本有机构，而农业的特殊性（如自然生命、季节性强、农产品流通和国际贸易竞争、生产组织特性等）又约束其效率改进的速度，再加上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垄断也阻碍着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因此“资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这个余额使用于资本得到比普通利润更高的利润，那么资本将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则将被从土地上抽走”[15]（p104）。总之，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或是商业的惟一动机，而“工业的收益总是比农业多，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16]（p693），这样就使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寄生的和多余的阶级。因此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工业化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率先展开，出现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和农村落后于城市的新趋势，“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2倍”[14]（p7）。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即“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17]（p7）。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消灭城乡差别”[18]（p214）。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阶段，工农业关系的调整要经历“结合→分离→结合”这样三个阶段，同样的城乡关系也将经历“结合→分离”和“对立→融合”或“城乡一体化”这样三个阶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9]（p11）。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合作制生产是较为理想的农民自由联合体的主要形式，而“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19世纪伟大的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6]（p129-130）。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方面应当并且完全能够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多更好。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事情”[6]（p287），“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20]（p362），“铁路的敷设也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21]（p247）。恩格斯晚年也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农业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农业资本家的利益。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5]（p501）。
    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首先是在农业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场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结构和配置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以农业为轴心派生出很多相关联的产业，形成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产业体系，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农业保护法案，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形成了“城市工业反哺农业、国家财政反哺农民”的农业保护政策。比如，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美国农场平均规模由191英亩增加到435英亩，扩大了127.7%，其中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增幅为43.3%。1900年，美国平均每个农场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只有2.58美元（新英格兰）和3.88美元（大西洋岸中部），而到2002年已增加至53.8 万美元（建筑与土地市场价值）和6.66万美元（机械与设备市场价值）。1940年，美国开办一个农场平均需要6200美元，而到1972年则猛增至10万美元。据统计，1950年代初，美国平均每个农场主债务总额为2205美元，1983年猛增至9万美元，大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有的农场主欠债高达几百万美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需要几十万美元，所以有人把美国农业称作是“债务农业”。正如列宁在20世纪初所指出的：“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2](p236)。因此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支持和保护农业，主要包括固定农产品价格、补贴性市场价格、出口补贴、限制竞争性进口、加强对种植和市场销售的管制、优惠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投入等等。这样，“在1960年，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4054美元，全国家庭平均收入为6237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5%；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农场家庭收入高于全国家庭收入的年份。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农场家庭收入已经持续超过全国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到2002年，美国农场家庭收入已达到65757美元，而全国家庭收入仅为57852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23]。2005年，美国农场的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补贴主要流向大中农场。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据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测算，农业出口中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以为其他经济部门再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以创造17万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只有0.7%，而食品和农牧业部门二项的增加值合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纯农牧业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仅占全国的l%，但食品、服装、纺织等部门就业人员的比重却占到了15%，尤其是美国零售行业就业人员的54%都从事食品销售。荷兰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4亩，属于世界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列。但在20世纪末，荷兰农产品净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位，此外还拥有多项世界第一，比如农业劳动力人均创汇率最高（1997年为14.06万美元/人），土地产出率世界第一（1991年为2468美元/公顷），单位土地面积创汇率最高（农用地出口额平均为1.86美元/平方米），农产品净出口额增速最快（1961～1999年增加45倍），农业基础设施世界一流（玻璃温室面积占世界1/4）。荷兰农业劳动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不到世界的0.07%，但其出口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9%。目前，荷兰每个农户年均收入在4万欧元以上，其中从事园艺业收入超过40%以上，农场以外的经济收入占到35%以上[24](p1-3)。在最近的100年来，丹麦大约有1/3的农民放弃自己在当地已有的社会关系而移民到经济发达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生存机会，有1/3的农民选择了到相对较小的城市打工谋生，有1/3的农民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从农作物种植转向畜牧养殖，目前为数不多的农业人口全部纳入到由全国农民联合会（约有64000名会员）、家庭农场主联合会（约有17000名会员）和企业联合会共同构成的32个大型合作企业之中。因此，从1994年到2004年，丹麦农业抵押贷款债务比例由74.2%提高到76.1%，农业科技开发经费的90%以上都由政府提供，全国约有4300多名农业专业技术顾问为农民提供咨询服务，此外政府对发展有机农业按产值20% ～70%的标准补贴。目前，丹麦每个家庭农场平均起来算只有1.5个经营者，但其生产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食品市场总量的3.1%，足以养活相当于3个丹麦人口的食物需求。全日制农民种植谷物者平均年纯收入为179000克朗，从事养牛和乳品生产者平均年纯收入为209000克朗，养猪农户平均年纯收入为497000亿克朗[25]。目前，欧盟向各成员国每年提供农业补贴大约为440亿欧元，占到了全部财政总预算支出的40％以上，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本国农民提供的农业补贴。日本财政补贴农民的比例大约是农业产值本身的2倍，瑞士则高达4倍。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是靠工业化和政府高额的财政补贴浇灌培育出来的一朵美丽奇葩。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顺应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
    在20世纪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约占世界总人口1/3以上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生活在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重于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忽视农业，偏重于强调农业对工业的贡献（劳动、资金、外汇、粮食和市场）而忽视工农、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均衡发展。因此，前苏联经过70年、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三四十年的工业化建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相反却经历了农民被剥夺、农业发展缓慢、农村贫困落后这样一段历史。目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现代农业既面临着“人口多、耕地少”的资源性约束，又面临着工农、城乡发展失衡的二元结构和体制性制约。特别是经过了30年的农村改革，我国户均拥有0.5公顷耕地的超小型家庭经营格局基本没有得到改变，农村资金外流、国家金融支持农业明显不足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这样就造成了发展现代农业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发展现代农业投入大与农业比较效益低之间的矛盾。这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两大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谷物为804公斤/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07公斤/劳，更无法同美国平均水平95739公斤/劳相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占国内制造业的1/8和服务业的1/4，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创造的价值大约为536美元/人，而美国一个农业工人每年创造的价值为68540美元/人，相当于中国的128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30～40个百分点。2004 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产品产值之比按小口径（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制品业、木材加工、竹木藤棕草制品业、造纸业等）计算为 0.72∶1，而发达国家一般是3:1～4:1，其中美国初级农产品加工增值在5倍以上。2005年，我国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分别是日本、美国、法国的1.6倍、3.6倍和6倍。2006年末，我国农业贷款余额为1.32万亿元，仅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86%。我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从1980年代初的 30%以上降到2006年的11.8%，而把2.1亿个农民工计算在内的城市化率只有 43.9%，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 56.1%，农业劳动力仍占劳动就业人口的40%以上，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进程又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从1985年到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86∶1扩大到了3.28∶1。预计到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以12%左右的实际速度(扣除价格因素)增长，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6%的实际速度增长，这与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低的趋势是相一致的，是当今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走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要立足于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比较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着力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立足于我国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着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立足于我国农户众多、经营规模小的特点，着力推动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立足于我国农业结构尚不合理，生产、加工、流通有所脱节的情况，着力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立足于我国农业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流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实际，着力完善农业市场机制；立足于我国地域辽阔、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着力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立足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着力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立足于我国农业生态较为脆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形势，着力加强农业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立足于我国农业支持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着力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国际惯例的支持保护体系；立足于我国农业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着力健全农业法律保障体系，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减少农民人口，减少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00万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为34874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大量的农村人口沉积在农业领域，使我国的土地产生率已经不低、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过去我们总是拿日本、韩国的例子来证明家庭自耕小农制的有效性和小农经济的生命力，但目前日本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4倍。事实上，我国人地比率早在清代中叶以后就已经低于“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长期实行“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趋势更加凸显，结果导致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化”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甚至为零或为负数的现象。目前我国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不到1亩，其中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承载力0.8亩/人的警戒线。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业与大农业、低收入与高投入的矛盾，必须使农村土地生产要素逐步市场化和资本化，扩展农业产业链，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和工业化、城市化的“红利”，并分享初级产品进入第二、三产业后的增值利润。同时，要立足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扩大农产品市场贸易来缓解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存在的较大缺口。2006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630.2亿美元，其中净进口粮食2681万吨，约占国内消费量的5.4%。通过国外农产品净进口等于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2445.6万公顷（折合3.7亿亩），占到国内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5.6%。若按每亩耕地用水量300立方米计算，相当于节约国内农业用水84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中国已由过去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农产品需求存在缺口的国家，而在现行食品消费模式下解决13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至少需要耕地21亿亩，这其中13%的耕地资源要靠国外提供[26]。总的看，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仍将取决于如何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挥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农业和外向型经济。正像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最近提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政府若能适当投资于农业和扶持农业，通过国家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包括定期的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比例，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年间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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