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当我翻开相册，总能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紧握着一辆老式弯梁车的把手，俨然一位“骑手”。这辆弯梁车曾经是爷爷的座驾，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时常讲起自己作为厂里优秀职工代表接受表彰时获得该车的激动情景。在他眼里，当时这辆车的价值不亚于一辆小汽车。那时的爷爷，应该不会想到，今天中国小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2亿辆，小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车轮滚滚里，有我的记忆，也有国家七十年的变迁。
曾经，中国的“车轮”十分简陋。2019年5月27日，电视上播报了这样一则新闻——由中国网《轮纪故事》栏目组主办的大型专题纪录片《峥嵘70载·轮纪故事》启动仪式在京举行。启动仪式上，70年前中国坑坑洼洼的马路上，人力车、畜力车往来穿梭的景象直观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车轮滚动里饱含的是国家复兴、民族富强的希冀。
建设祖国，时不我待。在老一辈人的努力下，国家发展的脚步迈了开来。内燃机车、绿皮车成为人们远距离出行的首选，柏油路和自行车也逐渐多了起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成了“自行车的王国”。在我的记忆中，不乏邻居大叔讲起自己挤绿皮车出差的岁月；也不乏“三转一响”故事，一辆“凤凰”“永久”，不亚于今天的“网红产品”。翻着厚厚的相册，我的眼前浮现出爸爸兄弟几人，围着自行车跑圈的情景。那时的快乐，是那么纯粹。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自行车的轮纪逐渐被小汽车的轮纪所覆盖，绿皮车的轮纪也日渐消逝在高铁呼啸的背影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的出行方式有了质的飞跃。在我的抽屉里，有这样一组邮票——“和谐铁路建设（2006—30t）”。它记录了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的历史瞬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使动车组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走入了高铁时代，朝发夕至成为可能。我始终记得第一次乘坐动车的经历，1小时25分，比自驾出行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列车平稳地运行着，看着窗边远去的树影，那是列车的速度，更是国家发展的速度。“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如今复兴号正以350公里的时速在大江南北飞驰着，“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70年的征程豪迈雄浑。
高铁飞驰于山野，共享穿梭于街巷。今天的中国人，没有抛弃自行车，只不过“凤凰”“永久”成了现如今的“哈罗”“优拜”。共享单车的出现，不仅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更成为“共享经济”的代表。它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功能。曾经，“凤凰”“永久”是一代人的记忆，清脆的铃铛声响彻大街小巷。如今，只要“滴”的一声，人人都能来场说走就走的骑行。自行车的轮纪没有改变，但又因为消费模式的升级发生了改变。
100多年前，唐胥铁路上马拉火车让人感受到了可笑与无奈；70年前，黄包车、畜力车的穿梭是中国奋起直追的开始；40多年前，“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的感慨，是中国加速赶超的号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中国的样貌也如各种轮纪一般不断翻新。70年波澜壮阔，70年砥砺前行。车轮滚滚里有你我的记忆，国家的记忆。我们都在奔跑，在下一个70年里，在每个追梦人的接续奋斗中，中国的未来必将画出更加优美的轮纪。
【篇二】
2017年9月3日，揣着录取通知书和理想，我踏入了南京理工大学的校门。从中学时就立志成为一名记者的我，很快在校园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加入了大学生记者团。经过培训和一年多采访经验的积累，大二时，我开始写一篇以“南理工人的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的深度报道。这一采访可好，从80年代到10年代，祖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像一帧帧鲜活的照片，在我的脑海里铺展开来，让我不禁为祖国的伟大而感染、而动容。
图书馆馆长张老师告诉我，在他读大学的80年代，与远方的亲戚朋友们联络，只能通过写信或者写明信片的方式。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回老家盐城，现在只需要两三个小时，而当时至少需要8个小时。张老师无奈地笑着说：“不仅慢，而且汽车几乎每一次都会在路上出故障。”喇叭裤、polo衫，已然是80年代最潮流的符号，大家并不看重品牌。实际上，那时的市场上也并没有太多品牌可供选择。20元，是我们现在一天的生活费，但张老师上大学时能用一个月了。在张老师带着笑意与回味的声音里，我看到了一幅青年学生穿着素净衬衣的朴实画卷。
第二位与我交谈的，是机械学院的陈老师。他是90年代的大学生，很健谈，眼睛里光辉熠熠。“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比我们好多了。”陈老师开场就这样说道。原来，那时候的学生宿舍每晚十点半熄灯，宿舍里没有可以插台灯的插座，他只能在走廊里借着过道灯微弱的灯光写作业。在上大学之前，陈老师和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接触过电脑，这也导致了一个“小事故”。当时学校电脑安装的是dos系统，即磁盘操作系统，很多同学都不会使用。有一次上机考试，需要同学们按要求把操作后的结果保存到软盘里，但考试结束，有一半的同学由于不会操作，提交的是空盘。“幸好考试是分笔试和上机两部分，所以大部分同学还是及格了。”那时候，打电话是主要的通讯方式。装一部电话要几千元，陈老师所在的村子里，只有一户人家装了电话，陈老师便把电话打去这户人家里，再由这户人家通知家人来接电话。后来，出现了bb机也就是寻呼机。如果一个人想要给家人打电话，但家人却没有接到；那么他就可以给寻呼台打电话，告诉接线员请家人回电话，家人的bb机便会收到提示。尽管打电话的过程有些不便，但但已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孕育着新兴事物，这是一张富有生机的老照片。
时间来到2000年，现材料学院的徐老师来到了大学。徐老师大二时，周杰伦的歌在校园盛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随身听，通过播放磁带或cd来听音乐。那时候的“追星女孩”，会把喜欢的歌手的每张专辑都买下来。品牌意识已悄然兴起，“那时大家刚刚开始关注穿衣品牌，流行的主要是国产品牌，比如美特斯邦威、唐狮等等。”徐老师说。以诺基亚为代表的手机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当时的手机功能十分有限。尽管有些手机可以上网，但费用十分昂贵，很少有人利用其上网；而手机自带的“贪吃蛇”“俄罗斯方块”等小游戏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手机在大家眼里还只是打电话和接收短信的通讯工具。2004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徐老师的很多同学去往华为或者中兴工作。当时，只要是我校专业对口毕业生去应聘，基本都会被录用。也有一部分应届毕业生去往各个研究所，“现在的研究所都要博士，有的连硕士都不要，但在当时本科生都是要的，”徐老师说，“这反映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硕士和博士越来越多了。”这一阶段的大学生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是进步。
写着写着便来到了大家正经历着的10年代，我正是这个年代的一名大学生。我的大学生活是这样的：在宽敞明亮的阶梯教室里，老师用制作精良的ppt授课，辅助以图片、视频等资料；课堂上，利用相关app，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签到、写作业甚至在投影屏幕上发弹幕；学校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邀请高雅艺术来校表演；社团种类丰富，丹青书画社的学长和老师教我国画，新雷书社的朋友给我人生的启发；食堂排队的时候，常常会打开“墨墨背单词”，结合例句背英语单词；学校统一发放的一卡通不仅可以吃饭、打水、在图书馆借书，还可以用做交通卡乘地铁、公交；每个宿舍都安装了空调，插座充足，洗热水澡也很方便；新图书馆窗明几净，藏书量巨大，现代感十足；打开微信，就能看到《南方周末》《人物》《新京报》等优质媒体公众号的推送；节假日，买一张车票去周边城市走走看看……
不与前面三位前辈交流、不去深入了解他们的大学生活，我会把现在所享受到的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但当了解了那时的通信、出行、教学方式、衣着、课余活动等等之后，我很难不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现在的大学生活。我们正享受到的，是前面几十年人民智慧和奋斗的结果，我们实则应该心怀敬畏、心怀感恩。在感恩的同时，我认识到，我和我的祖国，并不是祖国给予而我们接受的单一关系。大学生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祖国繁荣的重要力量，应始终将反哺国家与社会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校期间应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研贡献自己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高等教育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大学生将会与祖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刻也不会分离。感恩，我的祖国！
【篇三】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每次唱起这首歌，我总是热血沸腾。教学生唱这首歌时，我仿佛听到他们血脉里奔涌的力量。是的，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有家国情怀，从小就懂得奋斗。少年强，则国强。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走过70年光辉历程。70年的奋发图强，中华儿女谱写了灿烂诗章。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砥砺前行。中华儿女多奇志，举国人民众志成城，才成就了今天腾飞的中国。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每个人的努力，汇成强大的力量，每个人的“小梦想”，汇成了中国的“大梦想”。
记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经发出的著名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这是华罗庚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中写下的句子。1950年，早已蜚声世界数学界的华罗庚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还记起艾青那句深情的呼唤：“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民族英雄、科学家、作家、知识分子，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和才干为国家作贡献，谱写爱国之歌。祖国啊，我该用怎样的方式来爱你？我轻声地问自己。平凡如我，没有过人的才华，做不来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
“位卑未敢忘忧国”，南宋的陆游这样说。
“爱国的主要方法，就是要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著名教育家谢觉哉的名言给了我答案。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爱国。
在教育这块沃土上，我已耕耘了20年。三尺讲台就是我的一个渡口，一亩方田，一块花圃。20年的青春与热血，20年的梦想与执着，我痴心不改。看着知识的种子在温暖的春风中悄悄发芽、长叶、绿意盎然，就是我倍感自豪的时候。
记得冰心老人的一句话：“爱在左，责任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莘莘学子，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流，却觉得幸福。”
用爱去播撒希望的种子，用责任去灌溉每一棵幼苗。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这就是爱国。
【篇四】
20世纪80年代，我的父母与老家（河南林县）亲人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写信。我家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有书信往来。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7年2月的一天，我家搬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父亲给老家的亲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父母已经转业安置到昌吉并附上新的联系地址。写完以后，父亲叫我到邮局寄信。我赶到邮局，买了信封、邮票，封好信封，贴上邮票，郑重地投入绿色的邮筒。然后，每日期盼着来自远方的回信。当我收到爷爷的回信时，我看完内容，又仔细看着邮戳日期，掐指一算，从河南林县到昌吉，竟然需要12天时间。
1994年3月，父亲从昌吉调到阿勒泰工作，家里需要装一部座机电话，我到邮电局先交了初装费，拿到了一个号码，但什么时候装就难说了，需要排队等候。一个月后，才有施工人员来我家拉线，安装电话。电话装好以后，父母给老家亲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家里的电话号码，以后有事直接打电话，不用再写信了。1994年12月，我参军到部队，突然有一天，在部队传达室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到父亲电话，听到声音非常激动，就像在跟前一样。父亲说家里一切都好，叫我在部队好好干，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争取早日入党。
2001年4月15日，我考入昌吉州路政大队工作，看到同事以及周围的人，腰里别着传呼机。为了方便，我也买了传呼机。传呼机每条信息也就十来个字，告诉你，有人让你给哪里回电话或者让你迅速赶到什么地方。有时候，经常会显示一行电话，我不知道什么事，得赶紧回个电话。白天还好说，遇到晚上有人呼，赶紧跑到公路边投币电话或者磁卡电话回话。后来，我用上了小灵通。
2007年3月25日，我通过竞争上岗，到昌吉州公路管理局机关工作。我购买了第一部手机，是一个银白色的翻盖手机，屏幕是绿色的，打开界面变黄，带一个座充。主要功能是打电话发短信，那部手机给我带来许多欢乐和惊喜，有了手机，随时随地想打就打，通讯变得更便捷，更灵活了。我将手机奉如至宝，爱不释手。那时候短信也是按条收费，但一条短信是有字数限制的，超过了字数会自动将你编辑的一条短信内容分成两条发送。那时候的手机是双向收费的，即使接听电话也要付费。
2011年3月20日，我到昌吉州路政海事局工作，首次接触到智能手机。随着技术的发展，小巧玲珑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到后来华为、小米、中兴等手机，品牌越来越多、机型更加多样、功能越来越全面，由厚变薄、由弦铃到彩铃，由拍照到摄像，由红外到蓝牙，甚至出现可视电话，令人眼花缭乱。
2019年1月，我购买了最新款的手机，下载了微信、qq等软件。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软件普及，实现了从文字到语音再到视频通讯的随意切换。现在，通过智能手机不仅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通讯，还能实现移动办公、手机银行、购物娱乐、学习、支付等多项功能，联系方式更是全方位、多元化了。
如今，我和外界联系都是用微信，即便和隔州跨洋的亲朋好友联系也变得方便许多，人与人之间距离也拉近了不少，用微信交流不但能发文字、语音、图片、表情，还可以视频交流，省去了长篇文字表达。
我感叹，从最初的书信传情，到现在视频聊天，让“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从最初拨通固定电话后的激动难耐，到如今智能手机走进寻常百姓家，通信的发展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变成现实，从普通电话到智能手机，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通信技术的飞跃，也是一次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变革，开启万物互联的时代。
从书信到微信，记录着一个时代通讯方式的变迁，承载着人民生活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已经迈入了一个新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唯有奋斗，才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好的致敬！
【篇五】
有两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件是我记事起，我奶奶家有一个青花瓷茶碗，大家都喜欢用这个碗喝茶。当时方圆数里，只有我们家才有这样漂亮的碗，其他人家很少看到。虽然那时我们家其他样式的茶碗也很多，但大家还是喜欢用这个青花瓷茶碗喝茶，它更是奶奶的最爱。
有一天，这个茶碗突然被我们几个不小心摔成两半，奶奶非常生气，但她并没有发火，而是小心翼翼地把摔坏的茶碗用一块干净布包了起来。没过多久，她从外面找来一位补碗匠，把那个茶碗修补好了。
那时，我们住在一个用土块砌的老房子里。没过多久，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奶奶每天牵着我的手送我去学校读书。在去学校的路上，她总是说：“哎，好时代来了，好好学习，我的孩子们！”后来我才明白，奶奶所珍惜的并不是那个青花瓷茶碗，而是和平的年代啊！那个青花瓷茶碗，对她来讲，是平静美好生活的象征。每当想到这些，我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另一件事是，我爸爸生于1932年，喜欢看报纸，喜欢听广播。有一天，他买来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挂在堂屋的墙上，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什么，或从广播里听到什么，他都要走到地图前面查找一下，然后指着地图，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我们从小就十分热爱我们的祖国。
爸爸读过报纸后有时还要记笔记或日记，他读过的报纸我们也会接着读。
最近，我翻看自己1971年的日记本，第一篇日记里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从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联合国总部大厦上空迎风飘扬。”当年我正好18岁，像我这样一个牧区青年，能这样读报写日记，实属不易。这真要感谢爸爸教我从小读报，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
我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边远牧区考进了大学，后来成为了人民教师、新闻出版工作者。每当我坐在飞机上、火车里，每当我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每当我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或奖励，我都更加感恩党、更加热爱伟大祖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也像爸爸当年一样，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挂到家里的墙上，以便自己和孩子们时时浏览。
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就是我的骄傲。
【篇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黄金时期。不少作品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时期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乡村小学读四五年级时，凭借一本《新华字典》的帮助，竟然读完了繁体字版的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和《苦菜花》3部作品，从此培养了自己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后来进入县城读中学，先是在学校图书室借阅了《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等10余部红色经典，然后开始阅读苏联的文学作品，比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鲍里斯·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等。这期间，还有幸读到了两部新长篇小说，一部是魏巍的《东方》，另一部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界盛况空前，佳作迭出。记得当时我阅读过的长篇小说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等。虽然当时在远离故乡的城市求学，父母所寄的生活费有限，但是我能通过节省其他开支来购买文学经典作品。像《简爱》《复活》《红与黑》等外国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依靠压缩伙食费来购买收藏的。虽然生活拮据，但阅读让我感到了另一种富有。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我快乐地在一所乡村中学度过了3年的幸福时光。这期间，我阅读了柯云路的《新星》、苏叔阳的《故土》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平凡的世界》对我心灵的震撼最大，对我思想的影响也最深。一个人身处平凡的世界，苦难与坎坷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梦想，安于现状，缺少追求与奋斗的勇气。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远离故乡的一座城市安身栖居。一份与文字打交道的职业让我衣食无忧，不断购进的文学书籍让我避免了精神饥饿。作为一个阅读者，对那些不断出版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心生感激。其中，地处广西的漓江出版社可谓大手笔，组织策划出版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将1901年至1991年跨时近一个世纪的88位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奉献给广大读者。而浙江文艺出版社也不甘示弱，推出了“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系列丛书，将18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末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作家代表作品“一网打尽”。而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首次将拉美一大批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中就有享誉世界文坛的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可以说，仅仅这3家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作品，就足以让我的阅读视野显得异常开阔。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图书出版业更加繁荣，广大读者的阅读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图书出版的速度。而我的阅读兴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阅读的重点开始转向关注环境、关爱生命和倡导自然伦理观的作品。比如蕾切尔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法布尔的《昆虫记》等。
我越来越感受到，通过大量阅读经典作品，使我避免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打转；注重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使我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保持了内心的澄明与对生活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