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出版产业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只能是“市场化”。中国出版业的制度变迁在总体上属于是由国家作为制度主体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渐进式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反哺利益集团更多的利益，使得利益集团反而日渐壮大，进一步成为改革的阻力，并造成“市场化”进程的长期阻滞甚至失败。深层次的改革迫在眉睫，出版业要勇闯“市场关”：打碎所有制壁垒，积极建立主体多元的出版业市场，改变相对封闭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建立竞争、开放而充满活力的出版业市场秩序。打破地区壁垒、行业壁垒，建立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统一大市场。
关键词：出版业，市场化，改革
习近平同志7月23日在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的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今年是自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将出版等传统事业纳入产业经济改革范畴以来的第十年。十年间，“转企改制”从形式上完成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成为历史，但转企后数年来进一步改革的动作始终不大，坊间甚至出现“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的反讽之声，出版业尤其需要加快改革步伐。
一、出版业改革的目标和动力只能是“市场化”
可以说，自中国的出版业脱下“事业外衣”，立志要转变成为“产业”的那天起，它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就已经被确定无疑了，“华山一条路”只能是“市场化”。全世界先进国家的出版业无一不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门，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绝大多数产业也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想必出版业概莫能外！
我国原有的出版业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出版业一直被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项事业进行建设，生产有计划，项目有资金，待遇有保障，生产定销售，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改革开放后，出版业也逐渐走上了市场化之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图书的商品观念和出版业的产业属性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图书市场得以迅速孕育和发展，并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出版社由事业性质的纯生产组织变为企业性质的生产经营单位；行业主管部门职能开始转变，政府治理向着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起，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出现了众多滞涨现象，至今没有消弭，反而愈演愈烈。表现为经济实质增长缓慢或停滞，品种激增，书价上涨，退货率上升，信用体系趋于瓦解，利润下滑等。图书出版业产生滞涨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新的媒体或信息产业造成的冲击，也不是国民阅读率率长期低迷，更不是拜盗版所赐。造成滞涨的真正原因，是非市场化的落后的出版经营管理体制。唯有加大改革的力度，彻底实现出版业的市场化，才能克服政策导向与体制导向的矛盾，才能扫清出版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从亚当斯密时代起，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就开始讨论市场化与经济增长间的“强显著”关系。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活力和创新；哪里有活力和创新，哪里就有大发展，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出版市场机制，使市场成为配置出版资源的基础手段，使价格信号逐渐成为调控图书产品供求的关键信号，起到促进生产和鼓励消费的杠杆作用。出版业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不足和政府政策倾向行业利益保护这是公开的秘密。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头上高呼加快改革，内心里却深不以为然，出手则是“逆市场化”而行。出版业保守旧制度、恋栈旧特权、讳言市场化、惧怕新事物的风气盛行。现在很有必要着重强调一下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检讨长期以来施行的政府供给性制度变迁模式，以强信念，以鼓士气，激励出版业一举闯过“市场关”。
二、检讨“供给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中国出版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制度变迁时期。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中制度主体的差异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出版业的制度变迁在总体上属于是由国家作为制度主体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和时机的权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的基本供给者，采取的是供给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寻找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成为改革者的主要制度变迁思路。因此，国家的愿望是在维持意识形态实质控制的情况下，不必再向出版单位投入资金，让出版单位实现自给自足。改革初期开始实行的出版社“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和最近几年完成的出版社整体“转企改制”已基本满足了国家的愿望。纵观整个制度变迁过程，政府十分谨慎地控制着“市场化”的节奏，在尊重原有计划体制及其界定的利益格局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着市场制度在计划体制内的局部改革。这固然是一种初始成本较低的制度变迁方式，在开始阶段和前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它将导致新旧体制长期双轨并存，容易丧失最佳的改革时机。而且，以连续的边际调整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反哺利益集团更多的利益，使得利益集团反而日渐壮大，进一步成为改革的阻力，并造成“市场化”进程的长期阻滞甚至失败。可以说，实践层面上的教训是深刻的。
经营性出版单位整体转企改制的目的本是为了培育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主体，但却是靠出台接连不断的优惠政策开启和推动着改革步伐。很多出版社正是在5年（其实又将延续多年）税收优惠政策的诱惑下才开始了原本迟迟不想启动的改革步伐。改制后出版社经营者的行政级别并没有被取消，依然保持党政干部管理方式。干部制度的任命制和频繁变动的短期行为，势必导致优惠期内的领导可以由此安度任期。在转企改制后，政府除为出版业提供了税收上的优惠、财政上的补贴（各种基金）、大宗政府采购（农家书屋等）外，依然禁止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编辑出版环节，缓慢放开发行环节，从而使国有出版单位可以像在行政体制下一样，继续获得长期的垄断性经营地位，并把这些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这种改制只是机构名称改了，公司牌子挂上了，管理者头衔改了，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定式、僵化的管理体制和落后的运行模式却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出版单位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
组建大型出版集团，并上市经营的初衷是为了做大做强，做强是目的，做大只是手段。“做大”是旧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做到的，也是那种体制才善于做的，但不一定能做强；只有“做优”才能做强。国外大而强的出版集团，都是依靠核心企业本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壮大发展起来的，是通过“化学分子裂变聚合而成”；我国则多是运用政府的行政权力撮合而成。这样由政府扶植起来的集团，基本上是以地区为界，以系统为界，以国有为唯一，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对内是联合加保护，对外是竞争暗藏排斥，其最终是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贸易壁垒，形不成规模经济效应。
三、实现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的几点建议
深层次的改革迫在眉睫，这里提两点最重要的。
第一，打碎所有制壁垒，积极建立主体多元的出版业市场，改变相对封闭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建立竞争、开放而充满活力的出版业市场秩序。我国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放开出版业市场，尤其是编辑、出版上游环节，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导向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而事实证明，人为地封锁市场，设置准入和退出壁垒并不能真正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国家文化安全，反而由于不能实现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市场不能实现充分自由地竞争，不利于出版业的整体健康发展。外资和民营资本天生具有完全的市场特性，早已然成为最有活力的成分，成绩斐然，应该给予应有的“国民待遇”。
第二，打破地区壁垒、行业壁垒，建立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统一大市场。针对我国出版业各市场个体规模偏小、集中度偏低、分布离散、高度均衡的弱点，我国建立了许多出版集团。但这些集团不具备开放性，完成不了这样的重任。下一步，政府应当辅导真正“做优”的优势企业龙头，通过调整划转、兼并重组等市场方式发展壮大它们，带动整个行业规模、效益、质量的实质性提升。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应是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使人才、技术、信息等在各地区、各部门间自由流动，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才能起到使出版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基础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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