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把钱贷给谁》读后感
把钱贷给谁》读后感
《把钱贷给谁》读后感
介绍杭州广发银行的第二本《金融道》刚一面世，我有幸先见到了，我仔细地看完后，却没有像看第一本《金融道》那样的震撼，因为对我这从事五十几年银行工作的老人来说，“不克隆一家银行”确是闻所未闻，而“把钱贷给谁”则是太平常了，虽然书中讲了许多新鲜事，但都没有离开银行信用的本性，或者说都在我的理想范围，所以我并没感到特别的惊奇。近十几年来，在浙江的银行，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无论规模、利润、质量及其服务经济的贡献，每家银行都表现出色，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生动故事，如果作家有谁能走进任何一家银行，做一番调查，都可以写出一本好书。
照此说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向读者强力推荐这第二本《金融道》难道过了吗？当然不是。杭州广发之所以值得大家学习和研究，主要不在它的业务，而在它的文化，能驱动市场的商业银行文化。这是我读完这本书后最想要说的一点感想。
总体上说，我国金融还处在垄断时期，特别是银行，虽然都已股改，但本质上仍然是国有主导的体制。因为金融没有完全开放，所以从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业冲击不大，看起来是好事，实际上许多深层次矛盾被暂时掩盖了。温州和鄂尔多斯全民放高利贷，企业逃债风波就是金融危机的冰山一角。温州商人林春平想进金融之门而不得入，他说：“没有民间金融哪来温州老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三分四分合法，五分六分就不合法？”这话可解读为他对金融垄断、国进民退现状的不满。温家宝总理在温州调查时，许多企业家就反映，现在银行利润已大大超过工业利润，对商业银行现状多有不满。春节前，我碰到几位行长，都说去年经营指标完成得好，但对利润一项不敢张扬，外界有人问起便答“还好还好”，显然很低调。杭州广发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他们两年开一次客户论坛，在会上既介绍银行经营状况，也听取客户意见，交换看法。到会的企业家一次比一次多，银企合作之融洽，至为感人。
西方商业银行实行资本管理，你有多少资本，按不同行业确定可以发放多少贷款，然后再确定需要吸收多少存款。美国还规定，3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存款，银行不但不付利息，还需收保管费。在我国恰恰相反，存款第一，有存款才能贷款，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也学资本管理，但由于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竞争并不充分，难以完全摆脱商业银行的传统经营方式。经营同质化，竞争也是同质竞争。银行高管和客户经理整天很忙，忙于争存款，忙于挖客户或巩固客户关系，忙于对付各项检查，其中最无奈的是天天应酬。我在银行界朋友较多，见面时谈业绩他们都喜气洋洋，谈到身体或家事，多有难言之忧。从他们谈吐中，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负担。现在我敢断定，这种急功近利的心理负担，在杭州广发是不存在的。
第二本《金融道》讲了杭州广发的许多生动故事，我比较欣赏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他们从原生态企业中选择优质客户和他们对客户的关爱态度。浙江全省注册企业有80多万家，而与银行有借贷关系的只有10万多家，这就是说，近百分之九十，70万家企业竟与银行贷款无缘，这对银行来说，无疑是未开垦的大金矿。这一群中小企业被杭州广发称为“原生态企业”。他们就注重在它们之中选择优质客户，条件有三：一是企业主基本素质好，二是有与银行共同的经营价值观，三是有可能发展为未来的成功者。客户选定后，他们像养孩子一样加以全力扶持。杭州广发在用人准则里有一条是“既使功也使过”，这里讲除因道德犯错外，对工作上犯错的人，不是重在问责，而是重在吸取教训，使用不受影响。他们把这种用人的理念也推广到客户。因为原生态客户比较弱小，经验不足，经营中难免发生挫折。一旦银行贷款出现风险，他们第一时间是问：还有救吗？因为打官司往往是官司赢了钱收不回，结果银企两败俱伤。所以打官司是下下策，放到最后不得已而为之。只要有救
的可能，便千方百计地去救治，使其转危为安。杭州广发的许多核心客户，都是在他们的热情扶持下，从小到大，不断排除风险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与广发银行建立了生死之交的友谊。当他们成为大企业、名企业的时候，其他银行想挖都没门。
第二件事，他们抓信用链，成片滚动式的开发业务。企业产供销是横向联系的，其间贯穿着一条商业信用链，而银行信用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因此经营银行信用，必须熟悉商业信用。杭州广发深谙此道，他们发放贷款，并不以“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为满足，他们还要从企业资金流向，抓住商业信用链去追寻企业的上游客户和下游客户的信息，往往能发现新的信用需求。在这里，银企利益又是一致的。于是，他们及时派客户经理和企业供销人员一起有目标地往外地跑，有时一面上门访查，一面当场办妥有关业务。因为及时办妥一大笔供销业务，上海一家大企业被感动了，说杭州广发是“中国办事效率最高的银行”。其实，他们这种发现和破解信用经营难题，创造多种信用链接方式的过程，不仅推动企业的发展，也对银行自身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这里，涉及存款、贷款、结算、保函、承兑汇票、信用卡等各种人民币业务和外汇贷款、信用证等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把银行全部业务都调动起来了。这种信用经营方式，是银行最高明，也是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经营方式。
第三件事，他们热忱地为企业当顾问。起初他们只是想利用自己有信息、人才、网络、信誉方面的优势，为客户做咨询服务而已，后来企业看到银行的建议意见帮助大，便聘请银行做企业财务顾问，企业要求多了，分行才设立企业财务顾问部，把企业财务顾问做成了一项产业。到2010年末，他们累计开展顾问服务的企业，已超过600家，这样庞大的银行业务外的服务，却没有额外增加编制。它的全行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顾问部听取一线的信息，寻找企业的需求，解决的方向，召集研究的团队，确定出任的人员，从行长、部门总经理到基层专业人员，点到谁，谁就得参加。“团队会诊”更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分行高管参与，保证了会诊质量，二是充分发挥参与者的才能，三是等于内部进行一次培训。如遇某方面知识不足，他们就借“外脑”请专家来讲课或直接参加方案设计。这样，财务顾问活动几乎成了培训人才的。正如该书所说：“杭州广发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常常?出产?行长。把一个部门总经理放出去当一个分行的行长，当一个，像一个，成就一个。难道这其中没有一些关联吗？”
以上三件事是互相联系的，活动对象都是企业（即银行客户），中间串着一条红线：创新。什么叫创新？创新和发明不一样，发明在专利权得到后便算告成，而创新则是个系统的创富工程，从提出要求、设计方案到实施成功。银行的创新，本质是创造新的商业财富，要害是打破常规。创新需求来自第一线，来自企业，如果第二线的内部管理者都按常规办，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创新。于是，杭州广发引了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管理准则：“一线永远是对的，二线永远是错的，除非证明不是如此。”这就是说，二线不能凭制度来否定一线意见，如有不同看法，应组织有关人士认真讨论，或下企业再调查，调研结果，如制度对的按制度办，制度不对的按程序修改制度，或作临时变通，前提是风险可控。这样，杭州广发的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有许多在全国银行都是有影响的。
无论创新还是常规，无论一线二线，分行上下，全体员工，共持一个信念：先帮助企业赚钱，银行自己才能赚钱。在它面前，不允许有谁可以袖手旁观，或说三道四。
正如张维迎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比如说，生产者要获得利润，就必须提供给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杭州广发明显深谙此道。”
提到幸福，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哈佛大学近几年出现一热门课，就是专门研究人生如何能幸福，它的教科书就称《幸福的方法》。我看过这本书，确有不少方法，但我都忘了，
只还记得一个基本公式：幸福=快乐+意义。这个公式真的让人开窍，启示我们如何正确理解人生的幸福。
我们经常讲，祝您生日快乐，节日快乐，天天快乐。快乐是人的心理体验，人与人之间差异很大。如果有人把参与豪赌、嫖娼、贩毒、抢劫、欺诈等等犯罪行为看成是种很刺激的快乐，就以为很幸福的话，那么这种人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所谓的“幸福”拿去喂猪狗，猪狗也不吃。又如，我们在事业上遇到难关，有的人没有理想信念，意志不坚定，怕苦怕累，一上阵就退下来，他感到太苦，不幸福；相反地有人有明确人生目标，意志坚强、乐观豁达，即使受挫也要败了再战，他没有苦，只有乐，他觉得攻关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可见，快乐有是非之分，高低之别，区别就是“意义”。所谓意义，是说这快乐觉得有意义才算幸福。我理解，快乐是生命的体验，而意义是一种理性，由理性管着，快乐才不会出格。理性、意义，都是指人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是分层次的，至高者为真善美的统一。
用哈佛幸福公式来分析，“先帮助企业赚钱，银行自己才能赚钱”这句话，既合市场逻辑，也合宗教逻辑（为善之道），它已超越一般的信用关系，成为银行人格化的经典语言。 第二本《金融道》书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现引述如下：
因为追求银行“人格”，他们会在客户最困难的“过冬期”说：杭州广发与他们同在。
因为追求银行“人格”，他们会在客户最迷惘的时候说：让我来为你设计最合适的方案。 因为追求银行“人格”，他们在客户不知道如何提升效益的时候说：我为你派出顾问团队。 因为追求银行“人格”，他们会陪伴客户奔波千万里，去上下游的产业链嫁接信用。 因为追求银行“人格”，他们会直言不讳地阻止客户可能造成风险的举措。
因为追求银行“人格”，他们甚至插手清官也难当的家务事，让创业的一家子重归于好。
这段描述说明了什么？它集中反映了杭州广发的企业文化表现在银行外部的一种精神风貌，更确切地说，是在处理银企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高尚精神境界。
在内部管理上，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本意是要把人当做人看，人是发展的目的本身。但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的时代，一定要注意人的目的性和人的手段性相统一。杭州广发的文化建设，对这个问题处理得较好。他们明确提出“员工第一”，就是要求行领导和各级管理者把全行员工摆在第一位，关爱他们，尊重他们，让他们有自由竞争的发展空间，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他们成为推动全行工作的动力。这就是目的和手段的统
一。又如，培养人才，人才是生产要素，是发展的手段，但培养中能注意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注意素质发展的全面性。又如岗位轮换，这在其他银行都在做的，杭州广发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先不与本人商量，某天行长室突然宣布，某某几位中层干部换岗，宣布后被换岗人员立马办理交接，稽核人员立马跟进离任审计。这在外界看来，太不近人情了，但当事人却说，没啥，习惯了。因为大家都早已明白，换岗，既是为锻炼人，也是对人的一种监督，如真有问题会马上暴露，可避免错误扩大，这对银行对干部本人都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突然袭击，本质上还是爱护干部。由此可见，只有把人的目的性和人的手段性有机统一起来的企业文化，才有生命力。
文化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讲文化定义会感到很复杂，其实从大的说文化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从小的说，说白了也很简单，文化就是一种主张，在一定的环境下，被大家接受了，久而久之，成为一种行为习惯。杭州广发的员工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里面，他们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智慧，又能够自觉遵守团队的行为规则。他们正追求着人生的幸福之路，其实他们能成为广发的一名员工这本身就是幸福！
杭州广发的企业文化，是金海腾行长一手培植起来的。我早已说过，金海腾非等闲之辈，他懂经济，有哲学头脑，作风平易近人，善于与员工交流思想，又常与客户经理深入企业解剖麻雀，他对金融经济的预测和判断往往是正确的。他在客户面前，既能坦率地批评别人，
又能坦诚地作自我批评，他并不作秀，因为他讲的话是事实，听者信服。他在广发银行，在企业界，赢得广泛的尊敬，是很自然的。
更为可贵的是，金海腾行长倡导的企业文化，在杭州广发已生根开花。当金海腾调任广发总行副行长后，他在杭州时间少了，但他培育起来的这文化之花并没有谢落，依然是那样的鲜艳芬芳！连一位名叫朱跃民的民企老板都说：“我就是学着杭州广发的企业文化做成大事的！”
我国社会还处在转型期，改革开放需要继续，金融的大变革大发展还在后头。我坚信，我国今后的银行业，最有希望的必定属于像杭州广发这样的能驱动市场的银行。
篇二：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在《七里茶坊》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他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他常用细致的语言描写周围的环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记事》中这样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水道的河源??”后面还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在写到小英子的外貌时“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白纱布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汪曾祺经常用一些细致的外貌描写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这些语言给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说是“散”和“淡”的完美结合，但就是这样一种散文化的平淡语言给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虽然是散文化的语言来写小说，有“形散”的嫌疑，但是从他的小说中其实不难看出他的情节安排其实是很紧凑的，如《受戒》中明子随舅舅去出家的时候就遇见了小英子，后来又相继遇见了几次，而且文中也说过和尚是可以娶亲的，这样发展到最后小英子问明子愿不愿意让她做他媳妇这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他的有些故事情节安排的很巧妙，如《陈小手》中先是描写陈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厉害，接着写那个军官的夫人难产了，接生婆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就有人提议要陈小手来，然后描写陈小手是如何费劲力气成功接生的，接着是军官的感谢，到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直到后来出现的那一声枪响，这时读者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也就是这一个结局让全文的境界提升了。让人唏嘘军官的无耻以及陈小手的悲哀。《鸡毛》也同样是这样，小说中主要描写了文嫂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个守本分的寡妇，生活在一群“不正常”的西南联大的学子之中，独自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好不容易女儿大了，出嫁了，她的日子也慢慢变好了，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她发现她不见了三只鸡，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后来女儿回来了，告诉他女婿出车祸了，要去收尸，这时又适逢西南联大学子毕业，文嫂去收拾宿舍，在金昌焕的宿舍里发现了鸡毛，金昌焕一直以来都是这西南联大中最正常的人，文嫂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金昌焕会用她的瓮罐煮鸡肉吃，这时的文嫂再也忍不住了，一直悲泣“我的鸡，我的鸡??”似乎
要将她一辈子的委屈全说出来，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在想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这个故事看似没有什么波澜，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小说中特意交代说西南联大除了金昌焕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他还经常借文嫂的翁罐煮肉吃，这实际上都埋下了伏笔，这似乎和欧亨利式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汪曾祺式的这种结局方式值得品味。
篇三：借贷迷局
《借贷迷局》：法学与文学融合的任性式试验
田荣华
初读翁华杰先生的《借贷迷局》，笔者被“惊”到。这部小说有别于笔者阅读经验里的任何一部小说，它没有史般恢宏的架构，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没有繁复的叙事技巧但它的确很特别，笔者认为，它是一次法学与文学融合的任性式试验。
作者以作家和法官的双重身份创作，以某基层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为主线，讲述了当今社会普遍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
借贷迷局扣人心弦
小说以悬疑式的开头迅速抓住了读者的眼球。2013年12月6日下午，蓬山县人民法院15号法庭内正在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告王彩凤以被告出具的一份借条为依据，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但原告提供的借条并没有写明借款利息和还款日期。被告胡平辩称已经还清了原告的100万元借款，并提供了分十次汇款给原告100万元的凭证，原告代理人钱益取提出被告没有事先把证据副本交付法庭，要求延期开庭，法官杨忠采纳了钱益取的意见，宣布休庭，要求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更为充足并符合客观事实的证据。
借条上面为何不写明借款利息？如被告已经还清了贷款，为什么没有向原告收回借条？原告出借给被告100万元后，被告为何11天后即返还原告30万元？双方如何去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每个人内心潜藏着的“福尔摩斯”开始蠢蠢欲动。借款11天后即返还的30万元引出了王彩凤的助手田莹莹以及田莹莹和胡平之间的感情纠葛，继而引出了顺帆船业和佳园房地产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民间借贷又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跑路”的真相。拔出萝卜带出泥，随着借贷内幕的一层层揭开，牵涉其间的讨债人“八爷”抢劫案终于浮出水面。小说的节奏是紧张的，作者不停地“抖包袱”，冲突一步步展开，秘密
一点点揭露，避免了讲述的平铺直叙和结构的松弛。作者凭借强大的叙事能力，借助扣人心弦的情节，逐步营造了紧张的小说气氛，形成了曲折多变的小说结构。庄严的审判和繁复的诉讼在作家的笔下变得骨络清晰，可观可感。
法理情理入眼入心
全书共20章，与法院相关的审判工作、法律法规、法官生活等内容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作者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法官身份，这个身份使得他在作家和法官之间不停地转换、纠结，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但他将抽象冰冷的法理融入真实的故事之中，让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诉讼程序深入到读者的眼中和心里，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创举。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比例在法院的民商事案件中逐年上升，处理纠纷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不断增加，法律滞后的情况下如何依法有效地解决民间借贷纠纷？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法律关系分解到角色的一个个具体行为中，将法官办案中认定证据、适用法律的过程形象地展现在文本里，使公众对现有的以及即将出台的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易于接受和理解。
透过案件本身，读者了解到了P2P网络借贷、高利贷等民间借贷的利弊，身临其境般体验到了申请回避、财产保全、解除财产保全、依法调查取证、交换证据、证人出庭作证、开庭审理等场景。作者不局限于庭审，而是以庭审为线索，着力描述诉讼当事人以及律师运用法律、实现自己诉讼目的的心理状态和收集证据等过程，从民间借贷的视角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和法律关系的某些状态，好比讲了一堂完整的案例课，使读者感受到法理和情理相通，运用法律事实，洞察客观事实真相的法律精神和艺术境界。
悲悯情怀感人肺腑
令笔者感动的是小说中洋溢着一种情怀，从文本里笔者看到了以杨忠和董世明为代表的法院人对司法公信力的不懈追求。
40多岁的杨忠长期在民商事审判庭从事审判工作，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审判经验，像他“这样科班出身有经验的审判员，就是担任庭长也不为过”，却坚持在审判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
董世明是杨忠的大学同学，九十年代初与杨忠一起分配到蓬山县法院办公室工作，后选拔到乡镇担任副镇长、镇长，于2013年12月被任命为法院副院长，2014年1月担任院长。董世明了解到蓬山法院受案最多的民事纠纷是借贷纠纷时，决定和杨忠一起做调查研究，以依法处理好民间借贷纠纷，正确引导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规范化的环境中活动。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杨忠完成了调研文章《民间借贷的成因、特点及规范引导》；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杨忠凭借公正的信念以及审判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逼得“潜规则”在法庭上无处躲藏，其隐蔽性终于公开化，使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王彩凤和胡平的借贷纠纷结案了，但小说的结尾部分写出了他们两个人新的商业思考却刚刚开始。
在小说中，杨忠代表着专业水准，董世明则是领导力量的化身，二者互为表里，专业化人才与领导的亲密协作酿造了醇酒：民间借贷的存在价值和运行弊端、法律法规及审判规则在处理民商事审判上的“弊端”和“漏洞”、法律权力的运用、民商事审判中法律的选择、“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者无权，判者无责”的审判现状如何改变等等，作者在小说中给出了较为恰当的交代。
在这个略显寂寥的初冬的夜里，两位胸怀天下、心忧百姓的法院人从黑白相间的纸页向笔者走来，走着走着，他们合体成为了文字背后的作者，这位有着悲悯情怀的男子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孑然独立，低吟着屈子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