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近代史论文
海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
实践教学论文
四 至二○一 五 学年度第 二 学期）
论文题目： 中华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 学生姓名：
林应华
学生学号：所在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年级专业：任课教师： 完成日期：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制
（二○一
中华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
（林应华，2014级交通运输专业）
【内容摘要】人类所从事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在精神引导下创造物质文明，在物质驱使下追求精神文明，这是人类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两个终极。人生天地间，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衣食住行。所谓的民国风，正是民国衣食住行最直接的体现。
【关 键 词】民国，衣，食，住，行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民国始于1912年，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这是一段色彩斑斓的历史，也许这段变革动荡的岁月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仍有不少人追随着它的脚步，期待有人再次述说有关它的故事。民国热的出现，已经有多年了。最初是学界研究的推动，发现了诸多被淹没的人，渐渐读书和学习我们便能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是民间力量的涌起，无数旧书得以刊行。人们不再政治的眼光简单看人看事，视角发生了变化。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失望于当下社会生活的表现，觉得民国的气象今天的人已经见不到了，却能从书籍和老辈的故事中感受到那段历史。从茹毛饮血到现代科技，人类文明前行的历史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人类所从事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在精神引导下创造物质文明，在物质驱使下追求精神文明，这是人类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两个终极。人生天地间，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衣食住行，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方可安居乐业，才能有条件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于饭后茶余进行休闲或娱乐活动。从根本上说，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既是社会现象，又是文化现象。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上从来没有马虎过，在休闲娱乐方面更是讲究高品位的追求。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穿衣吃饭住宿出行以及休闲娱乐的观念一直没有停止前行的的步伐。时代不同，风格相异，其中汉服和唐装是中华民族最具标志性的两种服饰；而古人在饮食方面也是极为讲究的，色香味形，缺一不可；从古代风水学的兴起，我们也注意到国人对居住环境和房屋朝向乃至内部结构和外
在造型的重视程度；为了出行的便利，我们的祖先亦很早考虑到对非人力资源的利用，马车、牛车和骡车等畜力为主的运输工具的出现，因地域不同而制造的形状各异的船只，均体现出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很会休闲享受娱乐的民族，这从古已有之的诸多节气和各种节日中可以见出，无论是民间产生的各种庆典或祭祀，还是皇城内进行的大型娱乐，以及中国历代文人发起的艺术行为，均传导出我们这个民族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我希望能够通过了解和学习从民国的衣食住行来再现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
一、衣
所谓的民国风，正是民国服饰最直接的体现。衣——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中的一大要素，又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之外，还代表着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文化。近代上海的生活服饰，由于特定的时代及地域所决定，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国初年的男子服饰，主要采用马褂、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在款式、质料、色彩及具体尺寸上都有一定的格式。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则可不拘。在初春或深秋之季，人们常在长衫之外，加着一件无袖马甲，以代马褂。随着西风东渐，上海男子，特别是洋行的职员率先穿着西装，但并不排斥传统的服饰，马褂和西装革履并行不悖。在长衫、马褂的同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喜欢穿一种简便的西服，被称为“学生装”。穿着这种服装，能给人以庄重、儒雅之感。孙中山先生当年十分喜欢穿着这种服装，并对此稍作改制，后流传开来，被尊称为“中山装”。
（一）中山装是由民国元勋孙中山创制而得名。对于这一服装的来源，有说是参照英国猎装；有说这是改进的南洋华侨企领文装；也有说是以日本陆军士官生服装而改制；还有说是起源于日本铁路工人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辛亥革（蟹）命后孙中山从欧洲返回上海，在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定做西服，要求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翻领，门襟用9 个扣，上下左右4个明袋，腰部系腰带。后又改为立翻领，去掉腰带，暗口袋，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钮扣改成5个。由于这一服装的样式结构合理，穿着自然舒服，和孙中山先生的亲自带头，很快流行开来。20年代末国民政(蟹)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时，中山装
被确定为礼服，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人喜爱的国服。
（二）近代上海妇女服饰的最大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所穿的服装，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所用材料以丝绸为主，袍上绣满花纹。从20年代起，旗袍开始在上海妇女中普及，并逐渐传到各地。但旗袍在款式上还没有从清末旗装中脱胎出来，至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影响，旗袍的式样明显变化，如缩短长度、收紧腰身等等。发展到30年代，旗袍款式在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西服特点，使之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服装，且不断创新，不断变化。主宰其变化者即上海的服装界。旗袍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之日，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转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无法再低之时，索性穿起无领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袖，长过手腕；时而又流行短袖，短至露肘。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曾经流行长式，走起路来衣边扫地；后来又改为短式，短至膝盖，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
（三）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俗，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和传统服装的形制而创制的新服式，在国际上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所以这是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
二、食
食——民以食为天。在衣食住行这人类生活的四要素中，吃是第一位的。上海人见面的问候，不是“你好”、“早安”，而是“饭吃过了没有？”虽然并没有要请人吃饭的意思，却可见吃饭之重要。
（一）西菜进入上海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上海成为对外通商港口，外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接踵而来。西菜从此传入上海。
（二）西菜在上海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不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用中国烹任法简单烧制的中西大菜，而是真正吸取了西菜的骨髓，发展了西菜各不相同的风味特点，逐渐形成菜式流派，主要有法式、美式、俄式、德式和意式5大流派。每个流派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烹调方法，五种菜式代表了整个西菜系列的独特风格，它与中式菜肴各有不同的饮食习俗和饮食文化。
三、住
住——19世纪50年代，随着由于“小刀会”起义而带来的“华洋分居”局面的结束， 许多中国人为逃避战火而进入租界，住进了外国人专门为他们建造的不中不西的房屋。后来，它演变为一种让千千万万上海人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并由此 而形成了近代上海市民特有文化与素质的、使上海人至今难以忘怀的居住形式－－石库门里弄，上海人称之为“弄堂”。
（一）石库门对今天的上海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它是沿用至今、上海独创的民居，在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石库门作为近代上海人生息繁衍的空间，是了解上海人来历以及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某些特点的钥匙。
早期石库门民居的布局和建筑风格，既吸收了某些江南民居的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可以说是兼容中西的产物。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中最重要的礼仪空间“堂屋”，上海人称之为“客堂间”，家庭生活中重要活动如家族聚会、婚丧礼仪、节日喜庆等都在此进行。其他居住空间如前楼、后楼，正房、厢房，无不反映出中国传统家庭中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特征。另一方面，石库门住宅这种追求空间紧凑和使用效率的居住形式本身又完全是西方新的价值观念影响的结果。在晚一点出现的新式石库门住宅更是把西方先进的生活方式如现代的煤卫设备等带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大量的西式建筑装饰也是石库门住宅不同于传统中国住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这样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孕育和造就了上海特有的市民文化——石库门文化。
（二）如果说石库门构成了近代大多数普通上海市民的居住文化，那么上海西区的独立式的花园住宅和那些建于30、40年代的多层、高层的高级公寓，则代表了少数上层社会的居住文化。那时，拥有西区的一幢别墅，甚至只要住某某公寓，便足以显示其高尚的社会或经济地位。以至于原本服务于普通市民的里 弄住宅在30年代后也发展出所谓的“花园式里弄”，以适应于那些收入已超出普通市民的平均水平但又没有富裕得足以建造或购买独立式花园住宅的中产阶级。
（三）和上海中、上层社会的居住情况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逃荒难民、失业贫民的居住环境。当时沪西苏州河两岸及闸北一带有大量棚户区存在，居民以人力车夫、小贩、乞丐及残疾者为多。草棚十分简陋，用竹片做成骨架，铺几张芦席，就地一卷，用草绳攀住，人居其中也只能钻进钻出，故又称滚地龙。
篇二：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史，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那么，为什么最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呢？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实践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救中国。 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
最后能够在苦难和黑暗中拯救中国的就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了，最终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和历史必然的结果 。
一 背景：
1.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必须拔除；
中国社会封建历史过长，中国人思想里的封建意识太牢固，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就开始寻求中国新的出路，进行了多次革命，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除封建，不但要根除封建的社会形态，还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意识。当时的中国必须要有彻底的革命，那些没能甚至不敢触碰封建根基的改良运动、旧式农民起义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必将继续寻求新的革命为中国来寻找出路。
2.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上述提到的改良运动与农民起义就是在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二十几年，其结果大家有目共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旧没有改变。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与矛盾。因此，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是与当时全局的客观形式、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十月革命促使了一部分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产生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曾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联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特性把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革命中去。
二 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历史上的革命家为中国选择的一条明智正确之路。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洒下了无数革命先驱的血泪，如今看来，那场革命已取得了完美胜利。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还有很长，带着祖先们的血泪我们新一代必将走得更远，也必须走得更远??
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就历史发展境遇而言，俄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特征，虽然俄国搭上了近代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一战期间，俄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俄国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从而给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开辟了一条新路。
其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透彻。尽管其尚未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成功，但是在理念领域它又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这个“大同”的理念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儿，也使得它较其它资产阶级式的救国模式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从而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沟通了主客之间的鸿沟，真正凸现了人的主体意义，为人的自我实现找到了科学的道路。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中的“知行合一”极其类似，而其现实性（表现为合科学性和规律性）和中国的“重现世”的思维模式则不谋而合。所以，在极其紧迫的年代里，中国人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四，中国特色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式的教条，也只有“活学活用”，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
其五，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本土文化意识的回归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历史方位，立场决定视野，全面接轨才能实现“双赢”。
三、思想之于实践的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斗争实践——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努力都先后失败。
2、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结果；三次大论战，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地位。
3、阶级基础——五四前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斗争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要求。
4、“一战的影响”——“一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怀疑。
5、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6、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想结合的思想，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四、回顾与展望
对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曾经多次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以为只有它才能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包括辛亥革命在内，中国人的多次奋斗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的面目就开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出了正确的奋斗目标、方针、政策和方法，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历史已经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彻底破产，我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我们党８０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团结，革命就胜利，社会就发展；什么时候动摇或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有分裂的危险，革命就遭受挫折，社会就将倒退。
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少了现代化的标尺，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先烈们在艰难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正是他们的正确坚定选择，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他们值得我们铭记。
篇三：近代史论文
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每当我们提起中国近代史时，总会说这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确实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了沉重的灾难，它们发动侵列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勒索赔款，抢掠财富；它们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扶植、收买代理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的危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政治上，中国内政混乱 ，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人民的工具而已。这种窝里斗无疑让危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一只大象就这样死死睡去。弱国无外交，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对外一致妥协、退让。近代中国的领土丧失了独立性，变得四分五裂。侵略者通过武力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设中国租界，强占中国港湾。
经济上，不仅是那数不尽的赔款，更有那无法估量的财物被抢被毁。初步统计，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白银，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至于被抢被毁的财物，随手就是一大把：被誉为“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的圆明园费银亿万建造经营而成，却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一片废墟......另外，资本帝国主义还控制现代交通运输，其中铁路占93.1%，航运亦占绝大部分；开采矿山，依仗特权，低价收购开矿权，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加快发展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文化上，资本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奴化教育和宗教扩张来实现侵略的目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日本，企图通过对中国儿童的思想控制达到永久性侵略，不停地灌输同化思想，致使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不少叛徒、汉奸、卖国贼
军事上，资本帝国主义不但是野蛮地进攻中国军队，还屠杀无辜的百姓。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聂士成、左宝贵等许多爱国将领为国捐躯；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事迹残害了无数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
不过，在肯定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危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客观上的推动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外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 早期的维新思想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预示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接着，一系列运动兴盛开来：太平天国运动、反割台斗争、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等，再加上工人的罢工，粉碎了外国侵略者的统治意图。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毕竟只是产生危害时的本能反抗，即使没有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实现，所以，无论如何，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国近代早期历史人物评析》读书笔记
一、第一官商盛宣怀
盛宣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除了他一手创办的几所大学在校庆时提起他，其他时候他大多被遗忘。这让人不禁感慨历史的烟尘有多么厚重，竟可以掩盖那么多并不遥远的沧桑巨变。
胡雪岩的故事因为近年来小说和电视剧的缘故而变得十分走红，俨然是“红顶商人”的代名词。其实盛宣怀和胡雪岩是同时代人，但和盛宣怀比，胡雪岩的顶戴未免嫌小一些——至少胡雪岩还不足以像盛宣怀那样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最终崩溃。1910年初，担任邮传尚书的盛宣怀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保路运动”，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民间资本不愿再忍受政府“与民争利”的垄断做法，民族资本家被推向了孙中山的阵营，并诉诸武力改变现状。随着清廷的覆没，盛宣怀受到谴责，东渡日本，几年后在上海去世。他给盛氏家族留下了富可敌国的惊人家产，一度成为晚清首富，财产甚至超过了李鸿章家族。
盛宣怀一生主要致力于洋务企业。他比张謇年长，两人还有些瓜葛。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大旗下成长起来的早期企业家。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张謇大部分时间游离于官场外围，而盛宣怀始终处在权力中心，官至一品大员。如果说张謇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那么盛宣怀就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第一人。
盛宣怀作为一个商人，从狭义的“在商言商”的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彻底的逐利者。所以他会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甚至牺牲民间商人的利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盛宣怀作为一个高层官员不算太失败，在当时内焦外困的窘境下，他灵活利用手中的资源，同时也采取一些具有超前意义的做法，突破保守派的阻拦，引进了许多新生事物，使近代工业逐渐深入中国。但是，从企业家道德的角度看，盛宣怀为自己牟取利润的方式和数额是有污点的行为。即便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些污点也足以使盛宣怀始终无法摆脱被批评和诟病的阴影。
从去世那一天起，盛宣怀就成为一个难以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如今的历史教科书很多都没有关于他的详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详细地介绍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盛宣怀的副手郑观应，记录的是他如何协助盛宣怀整顿轮船局，创办中国电报局、电话局、纺织局、中国铁路总局，并拯救濒临破产的汉阳铁厂、芦汉铁路。毛泽东曾说过：“我读了一本最爱读的书，《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们，是他们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因为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他们介绍到中国来。而《盛世危言》也引动我走出韶山，到长沙读书的愿望。”
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台湾史学家苏同炳在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写道：“纵观盛宣怀之一生，惟一可称道的地方似乎只有两点。第一，是他一生中所办的慈善事业颇多，这是很难得的德行。至于第二点，则是他在办理交通建设事业之时，捐资倡办北洋大学及南洋公学，培养人才，振起教育之事。”虽然总体上苏同炳对盛宣怀持贬抑的态度，但至少肯定了他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两方面的贡献。
二、状元绅商张謇
19世纪的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立倾颓，经济凋敝，战乱频繁，不断地遭受外来的侵略欺辱。生在这变局中的国人于近代一个不变的思考就是如何救亡图存。有人选择了维护封建制度基础上的改革，有人选择了自上而下的变法，更有人选择了激烈的武装革命，
当然也有人选择了事业和教育。在晚清时期为救国而投身实业的不在少数，而说到以状元的身份、翰林的职衔而下海经商，创造士林界一大奇谈的自然非张謇莫属了。
张謇根据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指示，开始练兵、搞商务、办工厂，做了许多事，而对家乡的情感，估计也是这期间越发浓烈。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还出任过实业总长等职，但眼见国事越来越难有作为，他更加决心把心力用在建设家乡。张謇在南通所做的实业众多，大多是与民生相关的各类工厂，逐渐形成工业区，还建了码头、发电厂、公路，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基地之一。
为了培养科学等方面的人才，他又积极兴建师范，培养师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所创办，今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大学的前身也都与他有关。南通博物苑张謇的功业还包括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据统计，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许多学校与事业单位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他为民族工业和事业的贡献，被人们称为“状元实业家”。
张謇在当时对南通的建设已经有很清晰而前卫的规划理念，包括与西方建筑理念相结合的花园城市。这些理念的实践使得南通被现代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的作为在那个时代其实广为人知，胡适认为他在建设南通的过程中“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影响及全国”。但是也因为事业太多，劳心劳力，据说还背着财务问题，他在73岁那年带着遗憾病逝。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至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得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直至50年代，毛主席在与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当代学者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由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与南通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