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难题，劳动力和土地又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重要因素。文章以祁阳县龚家坪镇的调查样本为例，分析了典型山区农村劳动力及农地流转的情况，并针对该类型地区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面临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典型山区；农业劳动力；农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湖南省祁阳县
一、区域基本概况
湖南省祁阳县龚家坪镇田头冲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山村，位于该县的西北角，在祁阳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农业经济一直是该村的主导经济，没有工业资源，更没有商业资源。但外地经济的发展，给本村带来的重要机遇，就是农民外去务工，获得劳务性的收入。由于该自然村情况基本类同，就选择了该村四组作为详细的研究对象。田头冲村四组共有土地总面积22.88公顷，农用地19.85公顷；建设用地1.57公顷；未利用地1.46公顷。耕地总面积6.67公顷，其中水田4.80公顷，旱土1.87公顷，人均耕地只有0.04公顷，耕地资源溃乏。该组大、小山塘11口，除农业灌溉外，还进行渔业养殖。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其他可进行经济转换的其他资源，由于自然条件差，该地农民对资源的利用是充分的。
二、农业劳动力情况分析
2008年，该组现有户籍人口159人，近20年来，从该组通过求学而迁出的人口8人，通过政策外迁的人口6人。
从表1可知，该组的人口数主要集中在36-50岁及16周岁以下两个区间，两者占总人口数50.9％；26-35岁之间的人口最少，只占8.2％；60岁以上的占11.9％。这表明该组人口也进入了老龄化时期，且51-60岁段，人口比例占11.3％，表明未来老龄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
表1 该组年龄结构表（单位：人、％）
16周岁以下 16-25 26-35 36-50 51-60 60岁以上
人口数 39 28 13 42 18 19
比例 24.5 17.6 8.2 26.4 11.3 11.9
从表2可知，外出总人口125人，占全组人口总数的78.6％，留居人口只有34人，占总人口的21.4％。外出人口中，又以50岁以前的人为主，占外出人口的88.8％，其中26-35岁的人全部外出务工，16-25岁的只有一个没有外出，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也随父母外出就学或生活。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成为留居人口的主体，其主要原因是不能被外地劳务市场所用，且又自以为年龄偏大的缘故。在此23人中，曾外出务工5年以上（未连续）的有4人，务工5年以下的有14人，5人没有外出务工的经历。
表2 外出人口及留居人口表（单位：人）
年龄段 16周岁以下 16-25 26-35 36-50 51-60 60岁以上 总计
外出人口 35 27 13 36 10 4 125
留居人口 4 1 0 6 8 15 34
三、农地流转情况分析
（一）农地流入的农户的分析
该组总农户数为32户，农地流入农户数9户，占总户数的21.95％，他们承担了所有耕地的农业种植（见表3）。水塘也是按人口分配的，其中6户承担了养殖生产。这些农户，只有一个农户没有外出务过工，其他农户都或多或少外出务过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回家务农。从他们务农意愿来说，基本上表现一致，在外务工约束多，没有多少技能，家庭多有老人需要照顾，是一种必然的无赖选择。从务农心态来说，基本上都能接受，有前辈的传统，也有政策上的扶持。从务农的强度来说，机械化程度低，早稻犁田主要以小型机械为主，人力为辅，强度很大，这一点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经营，该组还处于传统农业生产阶段，还未迈向能源农业生产阶段。从务农的收入来说，每亩水田纯收入约700元，每亩旱地约300元，每个农户家庭纯收入约9000元。从务农的趋势来说，这些农民的年龄偏大，平均年龄61.2岁，若按务农年龄70岁计算，只有8.8年，那就需要一些回乡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从流转的方式来说，基本上是口头协议，农户间直接承租的关系。
表3 农地流转情况表
农户
姓名 水田种植面积（亩） 旱地种植面积（亩） 水塘养殖（口） 承接农地户数（户） 流转水田面积（亩） 流转旱地面积（亩）
何发生 10.5 3.6 2 4 8.3 2.5
何景忠 8.6 3.8 2 3 6.2 2.9
何军民 8.2 3.1 / 3 5.1 1.7
何景佑 7.9 3.5 2 2 4.4 2.8
何长寿 9.3 3.4 2 3 6.2 2.3
何桂元 8.2 3.2 2 2 5.3 2.1
邓桂香 6.7 2.7 / 2 4.5 1.2
何景孝 3.8 1.5 1 1 1.2 0.5
何景林 8.8 3.2 / 3 6.2 2.0
合计 72 28 11 23 47.4 18
（二）农地流出的农户分析
农地流出农户数23户，占总户数的78.05％。从外出时间来说，在外务工或经商6年以上的农户12户，占外出农户数52.2％；3-5年之间的农户7户，占外出农户数30.4％；3年以下的农户4户，占外出农户数17.4％。从外出农民的工作来说，进工厂务工的农民主要是年青农民，约占总人数的40％，从事建筑业、装饰业的农民约占25％，经商运输业的农民约占20％，其他业的约占15％。从外出农民的收入来说，平均每个农民年收入约8000元，比在家务农强。从外出农民回家务农的意愿来说，只有约10％的农户可能返回务农。从外出务工地来说，外省务工的约占60％，本省务工的约占40％。外出农户的耕地都没有自己耕作，都流转到了在家务工的农户经营，只是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的农户返乡率约占外出农户的40％，其中有8户农户在外购置房产。
（三）租金分析
由于都是农户间直接承租关系，每户的面积相对较少，旱地不用付租金，水田、水塘只有少量租金。旱地基本上随水田流转，水田是哪农户种植，旱地一般也由其种植。水田的租金每年只有50-100元不等，由水田的灌溉条件所决定，灌溉条件好，能旱涝保收的一般租金为100元/亩，否则，租金50元/亩，政府的耕地补贴款由承租方所有，出租方不享受该项补贴，这与政府补贴政策的初衷是相一致的。水塘的租金是按每人5元的标准，每口水塘的租金约80元。租金的付款一般年终时，由承租方交付，承租关系没有出现任何纠纷和矛盾，这与农业收益低及邻里关系密切相关。
四、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生产力相对低下，机械化程度低，主要以人力为主
农业经营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根据统计，每个农民年劳动日达到225个工作日，除了冬休时期，基本上都在从事农业生产。在既有条件下，该组农业经营，至少解放了23户农村劳动力，相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前，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由于山区的土地资源秉性，难以集中成片经营，其规模经营的效益有限。
（二）农业生产劳动力老龄化，优质农村劳动力城镇化
在家务农年龄平均达到61.2岁，已超过中国工人退休年龄55岁的6.2年，干部退休年龄60岁的1.2年，从工作强度来说，农业应该超过工业工作强度，而农民在不能享受政府退休政策的条件下，延长劳动时间是其必然的选择。在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的同时，大量农村优质劳动力被城镇化过程所吸收和消化，为中国城镇化、工化化的建设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农业比较效益低下，风险抵抗力低
虽然近几年粮食价格有所回升，但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大幅度的增加，种子价格上升了50％以上，化肥、农药价格分别上升了20％、25％左右。由于农业税、费的免征，农业收入才相对增加，这是农民种植粮食的第一因素。但与外出务工比较而言，农业收入与劳务收入相差很大，在该组，每年前者与后者之比为3︰10左右。该地农业风险中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有：水灾、旱灾、病虫害。由于当地水利设施多年失修，投入极低，2007年及2009年该村60％的晚稻基本绝收或大幅度减产，农业自然风险抵抗力很差。市场的风险也很大，作为传统农业的服务者，其风险抵抗力常常很低。在当前市场前景下，每户经营10余亩耕地，按每亩投入500元计，其投入总量约5000元（未计劳动力投入资本化），对农户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投入，当受到自然因素和市场因素的消极影响时，其承受力相当有限。
（四）农地流转弱市场化
据调查，该地目前的农地流转并未完全形成市场化特点。农地流转基本形态是转包，而租金与农地收益相关性不明显，许多外出务工的家庭甚至把自己的家庭承包责任田免费送给别人耕种，有些还补给种植者10元/亩-20元/亩的种植费，在当前的情况下，责任田的价格基本上为零。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处于自发状态，以农户自我协商为主，农地规模经营程度基本上维持在自我能力的控制阈值状态。
五、结论和建议
（一）农地流转要因地制宜
目前仍然是西部落后于东部，内地落后于沿海沿江地区。农村各地情况不一，对土地流转的供求也有差异，因此要认真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建立灵活的评价机制，确定适合本地区的土地流转规模和方式。
（二）规模经营应当有合理的经济利益驱动
规模经营必须要取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才有足够的驱动力推动农地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充分流转，合理配置。基于这一点，在推动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时，必须足够重视农地流转并成规模后如何利用的问题，如何才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在许多成功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依赖于某个具备相当市场价值的农业产品的带动。所以，要实现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就必须在农业产业化、特色化和现代化中寻找出路。
（三）农村劳动力需通过城镇化真正实现转移
在目前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情况下，主动到城市务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农业人口从土地上的分离并不是稳定的。相反地，每年春节的民工返乡潮说明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恋土情节将更加强烈。只有通过城镇化发展，由经济发展带动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变成市民，在城镇就业、购房、生活，被城镇真正吸纳；而另一部分农民则通过规模经营获得较高的土地效益，最终达到相对平衡。
（四）政府应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
要实现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就要由政府提供交通、水利、电力、通讯、教育、医疗等等一系列的农村公共品。另外，必须建立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排除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体制障碍。这些障碍既包括农地制度本身的障碍，也包括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和住房体制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与农民就业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障碍。这些都与政府的公共物品有关。而取消农业税后，农业税附加也成为历史，这使本已是“赤字财政”的地方政府更是捉襟见肘，而民间投资主体尚未形成，除了全国性的公共品由中央财政提供外，地方性的公共品供给很可能名存实亡，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艾大宾.欠发达地区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若干思考[J].农村经济.2006(9).
2、程蹊.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07(8).
（作者单位：文雄，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曾福生，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何长元，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